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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从《诗集传》看朱熹的文艺观(一)

    发布时间: 2010/10/15 13:32:21 被阅览数: 次 来源: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
    文字 〖 〗 )

    论文关键词: 诗集传  朱熹  文艺观
      论文摘要:《诗集传》作为至今广为流传的《诗经》注本,集中反映了朱熹的文艺观。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迷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,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《诗经》,从而肯定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。朱熹重视诗歌在抒发作者情思方面的功用,并认为“诗言志”中的“志”是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而《诗集传》载有有关赋、比、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,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。

      
      《诗集传》是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(1130-1200年)于1177年完成的,成为流传至今的重要《诗经》注本。它前面有总序,各篇有题旨,并且训释文字章句,评论表现手法。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,诸如诗歌与现实的关系,诗的体制、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等。不仅在音韵训诂方面为我们理解《诗经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,而且对《诗经》进行了总的批判并有所继承发展,创造性地总结了我国自先秦至宋的文艺理论,是我国文艺批评史上一部自成体系的文艺批评专著,在我国文艺批评史上闪烁着熠熠的光辉。
      本文试图依据《诗集传》全面探讨朱熹的文艺观。
      
      一、肯定诗歌与现实的关系
      
      在《诗集传》中,朱熹首先肯定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,是时代的最强音,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他说:“诗者,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。心理所感有邪正,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”“人心之感物”,显然是继承了《乐记》中的说法。这里的所谓“物”,指的就是实际的社会生活。由此可知,诗是由于人心对现实生活有所感而产生的。而“感物而形于言”。则是承认现实生活对诗歌的决定作用,这与“存在决定意识”有相通之处。由于时代和阶级地位的不同,人心所感的社会生活也就不同(邪正),所以诗的内容就有好坏之分(是非)。但是,诗歌对现实的反映决不是消极被动的,而是对时代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。
      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不仅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,而且又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《诗经》。他依据《诗经》所反映的时代和政治背景,通过对诗的本文训诂理解诗义,对《诗序》提出了怀疑和批判,提出了自己的见解,对不能解决的问题则持存疑态度。朱熹曾指出,《诗序》“皆是后人杜撰,先后增益而成”,它“不解诗人本意”,“更不能发时诗之大旨”,“多穿凿附会”,“随文生义”,“妄诞其说”(均见《朱子语类》卷八○),主张“今但信《诗》不必信序”(同上,卷八一),“须是看到诗人意思”,“看他风土,看他风俗,又看他人情物态”(同上,卷八○)。因此,《诗集传》中就废弃《诗序》不录,而自己探求各篇本义。这就为我们正确地理解《诗经》开辟了新的途径。
      “周颂”三十一篇,“多周公所定,而亦或有康王以后之诗”。它们歌颂的是周王朝祖先的“功德”。其中有讴歌周之始祖后稷的英雄伟业的,如《思文》;有颂扬周祖先第三个重要人物大王古公亶父的,如《天作》;而大量歌颂的则是西周前期文武成康的文治武功。还有一些诗反映了西周初年的农牧业生产和规模,如《臣工》、《噫嘻》、《丰年》、《载芟》、《良耜》等。他对于“周颂”的写作年代,如《桓》、《贲》等,与《诗序》的看法是不同的。《诗集传》依据《春秋传》以《桓》为“大武”之六章,以《贲》为“大武”之三章,又根据《桓》中的“桓桓武王,保有厥土”已有武王之谥,因此断定《桓》为“颂武王之功”,《贲》为“颂文武之功”,均不是武王时所作。而对于《般》则注明“义未详”。
      “鲁颂”是春秋前期鲁国(即伯禽十九世孙僖公申时)之诗,“所歌者,乃当时之事”。对于诗的作者,认为只有《閟宫》一篇为僖公之诗,并非全为僖公所作。“商颂”乃是赞美商代开国始祖的诗。它的写作年代当在宋七世至戴公时。朱熹还认为“商颂之辞自是奥古,非宋襄公可作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八一)。
      雅之分大小,从前说诗者有许多争论。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卷八一中说,“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”,“亦如今之宫调商调”。显然是以音乐来区别它们的,其意义并不在大小上。清代惠士奇《诗说》中的说法实际上与此说是一脉相承的。
      “大雅”的《文王之计》、《民生之计》和“小雅”的《鹿鸣之计》、《白华之计》同“周颂”一样,都是写在西周初期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。其内容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描写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雅诗对于周王朝历代先王的颂扬,往往含有教训规谏的意思。《诗集传》指出周公戒成王的有三篇,召康公戒成王的也有三篇,其中从《械朴》至《假乐》十二篇则认为“疑周公所作”。需要指出的是《民劳》和《板》为“凡伯刺厉王之诗”。《诗集传》认为二者均为“同列相戒之辞,”未必专为刺王而发,但前者“忧时感事之意,亦可见矣”,后者“责之益深切耳”。特别是其中的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、《绵》、《皇矣》、《大明》等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。对于《文王》,《诗集传》认为言“兴亡之理,丁宁反复,至深切矣。故立之乐宫,而因以为天子诸侯朝会之乐,盖将以戒乎后世之君臣,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”。
      随着周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,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日趋腐朽。《鱼丽》(“小雅”)一诗极言其筵席的丰富和讲究。《诗集传》把它叫做“燕响通用之乐歌”。《湛露》(“小雅”)中说他们“厌厌夜饮,不醉无归”。而《诗集传》认为“此亦天子燕诸侯之诗”。
      大、小雅中还有一部分反映周室衰微到乎王东迁时期政治变动的诗篇,这一时期不仅是西周由兴盛到衰亡,而且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由兴盛到衰亡进而向封建制度变革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里,虽然出现了像宣王那样的“中兴之主”,但亦终究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步伐。《诗经》较为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。《诗集传》指出,有关厉王的三篇,均在大雅,有关宣王的十三篇,大雅五篇,小雅八篇;有关幽王的五篇,大雅二篇,小雅三篇;共计二十一篇。之外,还有燕饮宾客的,有反映行役之苦的,有言农事的,有揭露统治阶级昏庸暴虐、政治昏暗的,有感时伤乱的……在这里,《诗集传》很少把它们看做是“美刺”诗,这与《诗序》是不同的。《诗序》指出刺厉王的有四篇,均在大雅;美刺宣王的十八篇,共计五十四篇,占大小雅的二分之一还多。朱熹说过:“诗小序全不可信,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,诗人也有意偶然而作者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八○)因此,《诗集传》中指出刺厉王的只有一篇,美刺宣王的仅有四篇,刺幽王的也才二篇,共有七篇,与《诗序》相比,仅占其大约八分之一。《宾之初筵》(“小雅”)具体描写了贵族燕饮的场面。《诗序》认为是“卫武公刺幽王”之诗,而《诗集传》则根据诗意,又与《抑)(“大雅”)相比较,肯定为“卫武公自悔之作”。
      作为《诗经》主体的十五国风,大部分诗篇是反映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的。从《诗集传》可以看出,其中有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及其受压迫、受剥削的,有反映徭役、兵役带给人民痛苦的,有赞扬劳动人民勤劳勇敢、共同御侮、忘生轻死精神的,有斥责弃妇怨女的,还有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,而大量反映的却是婚姻恋爱方面的。《诗集传》明确地提出“风”诗“多出于里巷歌谣”,指出其中大多数诗篇乃是“男女相与咏歌,各言其情”的民歌,如《子衿》(“郑风”)篇,本是写一个人在城楼上等待情人。《诗序》说:“刺学校废也,乱世则学校不修焉。”《诗集传》抛弃了这一显然穿凿附会的谬说另作解释:“此亦淫奔之诗。”朱熹是把爱情诗都叫做“淫奔诗”的,从写男女爱情来理解,比较接近诗义。

    编辑:辛向前

    可与李清照并论的女词人——朱淑真
    从《诗集传》看朱熹的文艺观(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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