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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牛汉:我的文坛诗友

    发布时间: 2008/8/31 10:09:56 被阅览数: 次 来源: 文汇报
    文字 〖 〗 )
    “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之中,在诗歌的创作领域中,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杰出者,但是我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。我虽平凡却十分坚毅”——这是诗人牛汉对自己的评价。在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《我仍在苦苦跋涉》中,著名诗人牛汉第一次系统回顾了自己的人生,书中记述了其与众多诗人和作家的过从交往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艾青,我得回报你一个吻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第一次见艾青是在1938年春,那时我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漫画班学习。班上有三十几个人,我不足十五岁,艾青是我们的绘画老师,那时我只知道他是“蒋先生”,后来才知那高个子蒋先生就是艾青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十年后,1948年9月,我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再次见到艾青——他是华大文艺学院副院长,副院长还有张光年,院长是沙可夫。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那时,艾青住一间平房,生活非常艰苦。我向他请教了有关写诗的许多问题。记得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,自己很得意,请艾青指教,他读了以后却对我说:“不要再让别人看了。”我知道他是善意的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48年冬,华大行军中我唱起了蒙古长调:“三十三道荞麦九十九道棱,想起我的包头两眼儿瞪”……我用晋北土腔土调大声地唱,唱得很尽兴。艾青在场,说我唱得地道,有长调味道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51年,我写信对他的诗提出批评意见。我在信里说他的诗没有早年写得好,他没有回音。后来,我回北京探亲,到艾青家去看望他时,一见面,他就说“我天天学习哩”!接着,他拉开了抽屉。我看到我写给他的信,放在一沓信的上面。显然,这封信对他有刺激,有震动,促他反思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对艾青说:你一生的诗,大头小尾空着肚子。“大头”,指去延安之前写的诗。“小尾”,指“四人帮”垮台之后写的诗。中间几十年没有真正的好诗。他点头承认,直叹气。不只我这样提醒他,还有别人也这样提醒过他,他反思后的诗作确有好的变化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两年间,艾青以高昂的情绪奋力地写了《北方》、《向太阳》、《吹号者》和《他死在第二次》等不朽的诗篇。在民族危亡的关头,艾青将自己诚挚的心真正地沉浸在亿万人的悲欢、憎爱和愿望当中,他的所有的诗都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,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。在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期间,我都读他的诗。他早期的诗论对我很有帮助,我很赞赏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49年初,我们一块儿进入北京。1955年春天,我在出版社工作,担任《艾青诗选》的责任编辑,多次去他家中找他,他住在东总布胡同。后来,我们的人生都经历了坎坷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时隔二十一年,1976年冬日的一天,我到西单副食店想买点熟肉,排在买猪头肉的队伍里。偶然抬起头来,我看见排在前边的一个老人,穿着脏兮兮的旧黄棉军装,头上戴一顶战士的冬帽,从侧面看,那颧骨,那肤色,真像是艾青。我走到跟前,一看,果然是分别近二十年的艾青。“艾青,艾青。”我叫了几声。他说:“你是谁?”等认出是我,他大叫一声:“你还活着呵!”我们俩人当即拥抱在一起,他还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。我们都顾不上买猪头肉,面对面仔仔细细地相互看了好一阵,两人终于笑了起来,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么笑过了!他告诉我,他的右眼快瞎了,正在治疗。他还告诉我,他住在一个叫前英子的胡同。后来我去看过他,艾青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的平房里,床的上边架着防地震的家什。我去的那天,骆宾基和秦兆阳正好也在。以后我又去过许多次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大约是1978年底的某一天,我接到艾青的电话。他兴奋地说:“我今天早晨写了一首《光的赞歌》,你快点过来。”我立即从朝内人文社骑车赶过去。艾青当时住在史家胡同。见了面,我们一边握手,一边说“老了,老了”!他显得很疲惫,面色灰暗。当年《诗创作》的主编,建国后在广西工作的画家阳太阳也在。艾青用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这首两百多行的诗,声音不高,但很有激情。他一边朗诵,一边习惯地打着手势。朗诵完后,我们三个人很自然地拥抱在一起,很自豪地说:“我们都是光的赞颂者!”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和艾青交往,有着密友间的亲切和随便。有一次,我、高瑛和艾青一起照相,我的脑袋比艾青高出一点,他笑着说:“长这么高干什么?脑袋该砍掉一截。”艾青跟我谈到失明的右眼,用感伤的口气说:“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!老摔跟头,把右胳臂都摔折了。”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这辈子写了两本书:一本是《童年牧歌》,很完整,老伴帮我复写;另外一本是《艾青名作欣赏》,写得很认真,写得很虔诚。他的诗,我看了一辈子。我说,这是报答他一生的教导。《艾青名作欣赏》中有十四首是我写的评析,我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,原稿都请艾青看过。他说每篇都看了,他很赞赏,他很高兴。我自信我对艾青的诗的理解不错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艾青去世前几年,年迈多病,多次住院治疗,一住几个月。近十年间,我至少有三次到医院探视艾青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86年3月27日,我到协和医院老楼专家病房去看他。那间病房很大,很黯淡。艾青在打点滴,那天他的情绪很平静,很开朗,他用沉痛的声音对我说:“聂绀弩前两天逝世了。他的病房就在斜对面。他死得很平静,没有惊动任何人,没有听见一点声音就走了。绀弩死的那一天,对老伴说:‘我很苦,想吃一个蜜橘。’他的老伴剥了一个蜜橘给他。绀弩一瓣一瓣地全吃了下去,连核儿都没吐。吃完以后,绀弩说:‘很甜很甜。’就睡着了,睡得又香又沉,再也没醒过来。”艾青说聂绀弩进入了少有的仙逝的境界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93年初,我又到医院探视艾青一回。由于编《艾青名作欣赏》,撰写评析文章,有几个问题要请他解答。我是与诗人郭宝臣一起去的。那天,艾青并不十分清醒。在谈话当中,因为药物反应,他几次昏睡过去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值得记一笔的是,向艾青告别离开病房之前,艾青向我们两人潇洒地挥挥手。这时,我突然兴奋了起来,情不自禁地走到艾青身边,对他说:“我得回报你一个吻。”他点点头,他显然没有忘记十几年前,我和他在西单副食店的那次重逢。我就在他脸颊上“叭”地亲了一嘴。郭宝臣感动地说:“你们到底是诗人哪!”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96年3月27日是艾青的八十六岁诞辰。4月末,我接到朋友电话,说艾青人已处于昏迷状态,病情危重。5月初,我赶到协和医院,找到艾青病房。门上贴着“谢绝探视”的字样。我毫不犹豫,推开门就进去了,一个中年护士想拦却没能拦住我。我走向艾青病榻,连唤了几声他的名字,他却没有一点反应。艾青仰卧着,鼻孔插着胶管,正在打点滴。他的眼睛闭着,面孔赤红赤红。我看见他的头发有点乱,用手为他抚平了一下。待护士过来阻止我,我已整理好了。艾青的头发又直又硬,仿佛细细的头发里长了骨骼似的。这时,高瑛走进病房,显然是护士喊她来的。看见是我,高瑛对护士说:“是艾青的好朋友。”我坐在病榻旁一把椅子上,目不转睛地望着艾青。高瑛为艾青和我拍了几张照片。她伤心地说:“留个纪念吧!”那一天,艾青的病房特别明亮,充满了奇异的光辉(七年前,我到海军总院看望弥留中的萧军,那间病房也极其明亮)。艾青一生追求光明,写了《向太阳》、《火把》、《光的赞歌》等诗篇,在燃烧中耗尽了生命和血液,直到这最后一刻。
        
    为《新文学史料》组稿结识文学名家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78年,我参与了《新文学史料》的筹备工作。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抢救老作家的相关历史资料。1979年,我任这个刊物的主编。因为要为《新文学史料》组稿,我和文坛的很多作家有了交往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78年夏天,我去找萧军组稿,黄沫同去。萧军住在后海那边,房子破旧。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坛的强者,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已有几十年之久了。我相信他是经得住久久深埋、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人。他虎背熊腰、面孔红润、目光锐利,几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没而出现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态。也许因我与他有着相近的命运,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,答应写稿。“史料”要刊发萧军与萧红的信,萧军很高兴,很快就加了注释按期交给了我。萧军在颠沛流离的艰难环境中完好地保护了萧红的信件,我很佩服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从《新文学史料》第二期起连载了萧军和萧红的信件以及萧军撰写的详细注释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以后,我多次独自走访萧军,不全是向他组稿,有时完全是个人之间的访谈。每当踏上萧军家灰暗的严重磨损的木楼梯,脚下带出咯吱咯吱的声音,我总是小心翼翼,心里禁不住涌动着温泉般的情思,觉得那污渍斑斑相当陡的楼梯,似乎能通往一个永远读不完的幽深而悲壮的故事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对萧军说:萧红的文字比你的有感染力。“呵!”萧军大叫表示不服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萧军将我视为好朋友。有一次见面,他对着我,拍着胸口,说心脏不好。他自己知道,不跟他的孩子说,却跟我说。有一阵,他住团结湖附近,住女儿的房子,常到团结湖公园练剑。我住东中街,离他那儿很近,下了班去看他,他带我去过两次公园。他穿得马虎,穿布鞋,背着剑,剑有套子。他会拳术。我不知道他练的什么剑,他会硬功,可能是少林剑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他像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样,没有什么社会活动,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。有一次,我给萧军送稿费,然后聊天。到吃饭的时候,萧军留我一起吃。全家人煮一锅面,没有肉,有打卤。他在北京市跟武术有关的一个小单位工作,工资很少。萧军去世时,存折上只有几千块钱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找沈从文约稿时,我是和舒济一起去的。他住在崇文门外社科院大楼,我们坐电梯上去。他住三间房,房间里装修的油漆味还未散尽。我们在客厅见面,他夫人张兆和在座。沈从文不瘦,脸色红润,笑眯眯的。他曾在干校文博口待过,我们见过面。我说我是牛汉,也叫牛汀,他说他知道我。我把编刊宗旨说明,请他写回忆录。他考虑半天说,还没有心思写,解放后没有任何创作,只有经他仔细修改补充后的《从文自传》。我说那就把《从文自传》拿来发吧,可以连载。他很宁静,没有说什么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见到沈从文时,我说他写家乡的小说很特别,我喜欢他写家乡的小说。我曾经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题材,写过一首《童年牧歌》。郑敏看了我的这首诗,给我写信说:“南有沈从文,北有牛汉”。我是要写出真正的土气。我喜欢沈从文的语言,他对我有影响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第二次去沈从文家,是为了取修改稿。沈从文说有个小序,序里说明这是解放后写的第一篇文学作品。他的修改稿也没有复写,我就把稿子交给李启伦——他非常认真,踏实,可靠。沈从文也给我写过信,因为是谈编辑工作的事,都归档了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后来在“史料”刊发了《从文自传》。严文井、萧乾都叫好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编“史料”时,还请叶圣陶写过回忆录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叶圣陶有一个很舒适的家,一处独家院子,在东四八条。他夫人曾是我们人文社校对科科长,穿绣花鞋,步行来上班,很特别。叶圣陶非常典雅。我向叶圣陶组稿,要照片。他拿出不少相册来找,我看见每张照片旁都有蝇头小楷写的说明文字。他跪在地上找,那么认真,我真感动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叶圣陶请我喝茶,叫:“满子,泡茶”。满子是夏丏尊之女,叶至善的妻子,他的儿媳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80年代出版社要出谁的书,开始要作者的照片和手迹。我请他写字,他说情绪不好,前一阵写得好,给臧克家了,让我去找臧克家。我带着社里管拍照的到臧克家的家去,说明只需给叶圣陶的手迹拍个照,臧克家好说歹说不让拍。说送给我一个人的,是唯一的,不让拍。叶圣陶听我说了这一情况,直叹气,摇头。因为编辑工作,我给他写过信,其中有一封信,我夸他老婆,他回信谢谢我对他老婆的夸奖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最后一次见叶圣陶,是在他去世前两三年。他做了胆切除手术。他出院后,我去看他。他说:牛汉哪,过去别人说我胆小,我本来胆小,现在胆都没有了。胆没有了,什么也不怕了,什么也不在乎了。
        
    性情诗人曾卓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曾卓,原名叫曾庆冠。1939年开始在重庆、桂林等地报刊上发表作品,1941年在重庆参与《诗垦地》丛刊的编辑工作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喜欢曾卓早年的诗。我最早是在《大公报》上看到他的诗的。曾卓成名早,在抗战前就发表诗。我读大学的时候,曾看见过一个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,在昏黄的油灯下朗读曾卓的诗:《来自草原的人们》。他那有着飘忽感的凄切的辞藻的美丽诗句,使一些在寒郁的生活里初学写诗的人觉得异常亲切,触动了他们稚弱而灵敏的神经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当年读到曾卓的《母亲》就有过这个感觉。记得我读过后不久,写过一首相当长的诗献给我还在敌占区的母亲。这首诗登在西北大学一个文艺社团的墙报上,当时流落在陕南的朱健看到时对我说:“写得像曾卓的诗。”我感到有几分得意。我曾看见过不少初学写诗的人写得很像曾卓的诗,因为年轻人能在曾卓的诗里发现或感觉到自己熟悉的东西,而有一些诗人却无法模仿。这或许正是曾卓的弱点。但流落在他乡遇到苦闷与寂寞的时候,是宁愿读曾卓的诗的。他给人以兄弟般的慰藉,“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”,“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”。当然,我们当年也喜欢读田间的跳跃的诗,它们能激起我们另一种更为热烈的近乎复仇的情绪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和曾卓第一次见面,是1947年夏天在南京中央大学。当时,我想到南京、上海找适当的工作。有人介绍我去找曾卓。我到南京找到曾卓,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快毕业了。我们在一起主要谈诗。他陪我到南京夫子庙,请我吃炸豆腐,还带我到秦淮河去玩。我们一起玩了两天。曾卓很重友情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20世纪70年代末,曾卓在一个夏天来到北京。我们的容貌与举止都有了令人感叹的变化,这是可以料想到的。朋友中外貌变化最大的是曾卓,然而从精神上看,变化最小的却也是曾卓。见面几分钟后就可感觉出来,他还是大声地讲话,听你说话时很专注,谈话时也很专注,握手很有劲,走路的姿势还是年轻时那么洒脱。他走得沉稳,上身微微朝前倾,步子的跨度很大,似乎老在向前赶路。他有着因多年奔波流浪,在外形与姿态上仍留下了那种难以消失的气度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也就在这一次见面时,他随身带来了二十多年来默默地写出的厚厚的一叠诗稿。字迹不羁而流利,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,我没有见他写过工整的楷书。在已经翻看得卷了边的诗稿中,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《悬崖边的树》、《我期待,我寻求……》,《有赠》、《给少年们的诗》等几十首诗。我当时也整理出几首在湖北五七干校时写的诗,请他也提些看法。我们仿佛又变成了初学写诗的人。我的诗,不但数量比他少,而且诗的形象与情绪远没有他写的那么昂奋与委婉,我写得相当地艰涩。然而不谋而合,都写了悬崖边的树,写了天空翱翔的鹰。诗里都充溢着期待与信念。他的《悬崖边的树》,朋友们看了没有不受感动的。他用简洁的手法,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,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。那“弯曲的身体/留下了风的形状”,“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/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……”。这首仅仅二十行的小诗,其容量与重量是巨大的。我从曾卓的以及许多同龄朋友变老变形的身躯上,从他张开的双臂上,确实看到了悬崖边的树的感人风姿。那棵树,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(假如灵魂有形态的话)。因此,一年之后,选编二十人诗集《白色花》时,我和绿原最初曾想用《悬崖边的树》作为书名。我们觉得它能表现那一段共同的经历与奋飞的胸臆,是一个鼓舞人的意象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81年6月中旬,我与杜谷从长沙到达武汉。曾卓本来发着高烧,病卧在医院里,但他硬是挣扎起来到车站接我们。我们发的电报措辞欠明确,害得他与天风同志过江到武昌站,在月台上呼喊了好一阵,寻找了好一阵,不见我们的人影,又赶紧返回汉口站来接。在汉口车站狭窄的出站口,熙攘的人群中,我一眼就望见了曾卓(我个子高,望见他张开的双臂),他也认出了我们,大声喊着我们的名字。当我握着他的手,望着他那因疲惫而显得格外苍老的面容,我的心里有着深深的,准确地说是沉重的感激与不安。难怪绿原不止一回对我讲过“曾卓是个重情的人”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曾卓很看重友情。80年代初,他第一个去看路翎。邹荻帆去世时,他马上从武汉赶到北京的协和医院。我们都想不到他会来。他不是写个信,或者打个电话,他要亲自来,说明他很重感情。当然,写诗的人就应该重感情,不重感情写什么诗?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80年代我到过他家在汉口的老房子,书很多。后来,我又到过他在武昌的新家。他住的房子比我宽一点。曾卓在武汉很起作用,跟年轻人关系好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编诗歌期刊,给他写信,请他写诗,他给我写了。我为三联书店编诗丛,也有他一本。我给他写了几封很重感情的信,他可能留有底稿,我没有留底稿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曾卓的诗写得美,人也这样。曾卓生活上很随便,精力充沛,身体很好。90年代我们一起在海南海口开会,他还专门爬楼给我看,他一边爬一边不无得意地对我说:“牛汉,你看我的身体!”他一米六八左右,跑得很快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北京的一个会上,我那时给他画了像,后来发表了。他的那张画像我一分钟就完成了,画出了他的神态。那个时候他很瘦,但他平时很像运动员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曾卓2002年去世。他的遗言是“我爱你们,谢谢你们。”他的遗言写得好。他夫人将这句话印在卡片上寄来给我,卡片上还有曾卓的一首诗,以及曾卓的签名。曾卓是个非常重感情、非常真诚的人,对爱人、对诗都很钟情,到死还是诗人的风度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1980年曾卓曾写过一篇散文,结尾是两句诗:“我张开了双臂/我永远张开着双臂”。假如为曾卓塑像,这个张开双臂的姿态,我以为是很能概括他的个性与精神风貌的:是寂寞中呼唤爱情的姿态,是在风暴与烈焰中飞翔的姿态,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态。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总是因期待与追求而震颤不已。而这些,一般雕塑家是难以表现在固体的形态中的。
        
    新生代诗人诗作“点评”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舒婷、江河、杨炼他们被称为朦胧派,其实他们的诗不朦胧。我在1981年时就不同意这么说。在《文艺报》的座谈会上,我发言时谈到,朦胧派不是流派,而是一种创作现象。我愿意以“新生代”来称呼他们和在他们以后出现的一批新的诗人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我认真看过食指的诗。我还看过蔡其矫一本诗稿,蔡其矫的诗写得很有个人风韵。在80年代我编期刊《中国》之后,又认识了江河、杨炼等。也是在我编《中国》时,有朋友带了顾城的诗来编辑部。顾城自己也寄诗给我,后来发表了不少。我和顾城见过两三次面。一次在西单开会后,顾城和谢烨跟我聊了很久。顾城小个子,大眼睛,聪明,机灵,我们在一起时,他话不多。我由此知道顾城和谢烨生活有困难。北京中国作协每月资助顾城100元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发生后,舒婷到我办公室来过。她和我有共同的认识——他俩不愿回国,在国外又活不下去,于是,他们商量好了一块儿死。他们的死,并非缘于人们传说中的“感情纠葛”。舒婷和顾城是好朋友,她很了解顾城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舒婷的诗柔性,细腻。顾城的诗与舒婷相似,都很灵活,顾城的诗是梦幻之作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舒婷说话厉害,不饶人。我和她熟悉后,我问她在生活中会不会欺负丈夫?她说:怎么会呢?我们厦门女人在家里都是贤妻良母呢!1978年,我在扬州开会时认识了她的丈夫。他丈夫显得很精干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江河的字写得灵巧,有文化内蕴。杨炼写行书,随随便便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多多现在该有五十岁了。我是1986年夏在青岛开会时认识他的。那次开会,迟子建、格非等也去参加了。我们一块儿坐火车去青岛。多多一路上谈叶芝的诗和画,很有见解。多多还在会上唱歌,嗓音很浑厚。他唱的是俄罗斯抒情歌曲。多多的诗写得有分量,感情很深,凝练完美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杨炼的诗境界开阔、灵慧(不是灵巧),意象飞腾,追求遥远的大境界。多多比杨炼年纪大一点,诗也老练一点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翟永明也是靠近朦胧派的诗人。她在成都开酒吧。她的作品如《女人》、《母亲》艺术上很完美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唐晓渡在《诗刊》做过编辑,后离开《诗刊》。我们1982年就认识。他曾访问过我。他到我家吃过饭,我以茅台酒、肘子款待,他特别高兴。对现实,他态度鲜明,政治上不含糊。唐晓渡是诗歌界有见解的人,他的诗文都有境界,有批判力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西川人与诗都深沉,是个思路开阔深远的人。他给《中国》投稿,当时他读北大西语系,多次到过我家。这二三十年来很努力。原先他很讲究诗的意境,最近他的诗风有了变化,显得开阔,随意,把中国诗歌传统的形式、意象都突破了。对他的诗,我还要琢磨琢磨,没有吃透。他知识渊博,绘画、宗教、音乐等各方面的书都看。他活得很丰富、洒脱。西川不是浮躁的人,容纳的东西很多,他是学者型,可能成大器……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这些人现在都是中国诗歌界的骨干,很有生气。我还可以评述许多诗人,不下二三十个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朦胧派、新生代诗人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不可磨灭。他们现在正当壮年,今后也许各走各的路,很可能有各种变化。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牛汉  口述
        
        何启治、李晋西编撰
    编辑:秋痕

    鹧鸪·野猪·黄猄
    曾经沧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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